博物致知

在2013年11月24日的《新民晚报·新视界》栏目刊发了一篇标题为《吾本操后：曹操家族基因研究纪实》的长篇报道，该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专家，披露了“曹操家族DNA研究”的细节。其实，自2009年年末中国国家文物局认定安阳西高穴村为曹操高陵后，该报就已经对“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围绕曹姓后裔进行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作了多次报道。虽然除了对于当事人本人外，是否为曹操后裔并无太大的意义，但借助这一机会，将考古、生命科学与公众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却折射出考古、文物以及博物馆领域在当下的发展趋势。

美国博物馆联盟博物馆未来中心，于2013年年初在《回到未来——博物馆趋势观察2013》一文中，曾对2013年世界博物馆的动态和变化作出六大预测：

一、捐赠——捐赠者愈加要求知晓捐赠结果

二、3D打印——数字制造激起创新热潮

三、学历多样化——博物馆与正式教育能融为一体吗

四、万物相联——互联时代的藏品与空间互动性

五、关系脱离与重建——引领观众回归沉思与休憩的乐园

六、城市复兴——博物馆如何应对城市高速变化

这些预测，在2013年年末似乎都已经一一实现或将要实现，比如，拜红十字会等基金机构的种种过往所赐，我们对捐赠结果透明化的要求与日俱增；而3D打印不但成为科技爱好者的宠儿，也很有可能参与到考古、文博事业中来，帮助我们重建那些文物中“失落”的环节；与此同时，博物馆与文物的教育功能不再局限于“古物保管”和“猎奇”，如对“曹操后人”的探寻一样，将专业化的文物研究转化作一场文化、知识的探寻，启发着公众对人类本身的认识。

借助这些设想和实践，我们也可以试着回顾一下中国文物与考古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对时代新趋势的把握，将学术与日常生活相连所作的努力，以及在学术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收获。了解一下，2013年文博领域在扩大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方面，是否有了更大的进展。

“中国在边疆”：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2013年的期待

美国《考古》杂志2013年第1期评选出了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两万年前的陶器”入选其中。有关此项研究的成果——“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发表于《南方文物》（2012.3），从上世纪60年代起“江西仙人洞遗址”就受到世界考古学界的重视，来自1993年和2009年、2012年最近几次田野工作的发掘显示，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对与这些陶片共同出土的鹿骨遗存的碳14测年结果经校正后显示，“仙人洞的陶器制作年代为距今20000年时，处末次冰期的顶峰，陶器的制作使得人类饮食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陶器的使用可以从富含淀粉的食物和肉类食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此项发现不但推翻了陶器发明是“新石器时代革命”之结果的假设，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建立在“非洲起源”观点上的中国文化南方起源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这之后，2013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上一年度（201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其中的分别有：（1）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2）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3）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5）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6）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7）河北内丘邢窑遗址；（8）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9）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10）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伴随中国最近20多年来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成果，虽然对城镇区域内传统文化集中地区的考古遗存造成一定破坏，但不可否认这些基础建设实际上也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揭开那些地处偏远，被地理环境隔开、掩盖的文化遗存。在整个20世纪中，传统中国核心区域由于生产建设活动揭示的考古遗址，往往让我们造成了一种“所见即所得”的误解——将中国文化的起源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带。而随着近期经济建设的推进、辐射，我们也有更多发现那些散布“边缘”的文化起源地。

如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所见，其中前五项与史前文化有关的考古发掘大部分散见于历史上的华夏中心之外，尤其是“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后者的获选推荐认为，该遗址“是近年来新疆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时期遗存，填补了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材料，为探索欧亚草原地带的古代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与对中国青铜文明的揭示相比，更令人期待的则是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该遗址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在《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中国文物报》，2013.8.2）一文中，作者提到该城址遗址“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城址。考古发掘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修建于龙山时代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时代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该遗址在时间跨度上正处于传说中的“炎黄”时期，而在地理位置上又处于欧亚大陆进入东亚的地理通道入口，该遗址呈现的北亚文化因素与中国“三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承启关系，将对中国文化的起源提出相当有意义的启发。

在2013年8月上海举行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石峁：公元前两千纪中国北方石城”也和“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分别入选2013年评出的10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

如果展望一下2013年中最有望入选本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的成果，莫过于“浙江龙游荷花山遗址”。2013年9月，在浙江龙游召开的“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近年荷花山遗址及金衢盆地遗址群的调查和发掘成果。龙游的荷花山遗址位于钱塘江上游的衢江南岸，金衢盆地的中部，是迄今浙江省内保存最完整、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发现炭化稻米、水稻植硅石等稻作遗存。该遗址发掘整理的意义不但在地理空间、时间序列上，为浙江东北部连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上山、小黄山和跨湖桥等“绍兴—江山”断裂带内的遗址找到了实际的源头，而且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也为包括良渚文化等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指明了更大的方向——继续沿着断裂带的深处继续探源——再次与“非洲起源”的观点不谋而合。正因荷花山遗址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考古人类学研究的启示性意义，几乎可以无疑将入选2013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钩沉出新：从古老中阅读新知

2013年6月8日的中国“文化遗产日”当天，在“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咸阳揭晓了2012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分别为《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共107册）《明长城》《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中国古代髹漆家具——十至十八世纪证据的研究》《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兰亭展事纪实》《中华历史文化名楼丛书》（共10册）。虽然其中大多数作品属于专业类的考古发掘报告，但也不乏内容生动，雅俗共赏的考古佳作。

比如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通过对《邺中片羽》《河南安阳遗宝》等不经见文献的梳理，展现了国家考古背景之外“中央与地方、本邦与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这三组不同的传统关系。并对抗战时期移居李庄的“中央博物院”、云南博物馆、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的考古学社的实践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整理，从张希鲁对昭通地区“梁堆”的发掘，打开了与“朱提堂狼洗”有关的爨、汉文化融合的历史；从商承祚参加过的长沙楚墓发掘，呈现了民国时期考古学者对湖湘文化的探寻，让今天的读者有机会一睹这段几近封存的中国考古学在过去100多年前走过的历程。

继2012年度科学出版社推出英国学者西蒙·赫森的《哺乳动物骨骼和牙齿鉴定方法指南》后，该社继续出版的源自“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项目的《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一书也入选“十佳”，该书的获奖推荐提到：此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家猪饲养技术史的发展过程，对了解中国家畜起源的过程和机制、中国农业起源与形成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史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还于2013年9月5日举办了围绕该项研究的展览，在动物饲养越来越远离当下生活的今天，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动物饲养与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不啻为我们洞悉生活本身打开了一扇知识的窗口。

而从2013中国文博出版方面来看，值得关注的书籍依然与中国考古方面的成果保持了高度一致：随着地区考古事业的开展和国际化视野的放开，研究者们渐渐将视角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传统上的华夏“中心”转移到时空深处，从周边，乃至域外探索中华文化的源头。

2013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故宫博物院台湾籍学者韦心滢的《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一书，该书虽然没有跃出陈梦家等前辈学者，基于“殷墟甲骨”推断的与商代核心区域发生联系的周边人群的大致范围，但至少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总结了包括自洹北商城发掘以来的新成果，在《边域雄族对商王朝担负的政治与经济义务》等篇幅中提出了建立在微观政治-经济层面的一些新见解。5月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的《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该书在内容上延续了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探索“古史”领域的浓厚兴趣。虽然作者用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和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对应所谓夏、夷、商三族的做法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研究中的静态视角，但其中关于“商汤伐夏的路线问题”“商文化的东渐始于中商文化第一期”等观点的讨论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相比之下，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在3月出版的社科院王震中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尽管囿于某种“酋邦-国家”理论的混合模式，但该书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范围内主要文化聚落的详细分析，依然高于相同领域的其他作品。这无疑延续了作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等以往作品中对最新考古资料不带偏见的把握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此外，2013年年初由中华书局推出的《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与2012年年末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推的《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译著）同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几本著作的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时期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对于避免“中原中心”的片面认识，有着极好的扶祛功能。

在此主题之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物出版社在3月相继推出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文物集萃》《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萃》两部图录。这两部著作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土的靺鞨-渤海、金朝（含东夏国）文物的双语图录，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合编。《渤海文物集萃》分“渤海国遗存”和“渤海时期遗存”两部分，前者是在渤海国内的遗存，后者是指渤海国疆域外的遗存，“图录不仅收录了大量渤海的遗物，还有契丹陶器，特别是造型特殊的陶扁壶为罕见之物，见证了渤海被辽太祖阿保机东征所灭的事实。”《女真文物集萃》主要是金朝末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山城出土遗物。“图录收录的重要文物较多，如城内出土的铁覆面，眼睛和口是透孔，与辽代契丹墓内使用的覆面不同，应该是女真萨满面具，……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萨满面具”，还有佛像和瓷器等具有明确款识表明来自中国内地的文物。这两本图录都非常全面地弥补了现代国界局限对中国历史时期与周边（东北亚人群）文化联系的认识，对我们更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本身，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此外，对上海考古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阅读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推出的《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近年上海及周边考古研究》一书，该书对上海周边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马家浜、崧泽、良渚、广富林、马桥直至东周时期的文物考古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若想对这些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上海博物馆陈杰先生在2010年出版的《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或许是同一题材下更有启发的作品。

考古维新：希望在未来

在2013年年初， 复旦大学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第三批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开题研讨会。会上确定即将在2013年推出的一批海外文物考古方面的前沿著作，这些涵盖了综述性教科书、聚落考古、农业起源、文明探源、族属考古等五个方面的作品包括：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第6版）；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肯特·弗兰纳利的《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 早期农业》；埃尔曼·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希安·琼斯的《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这些作品中有《国家与文明的起源》这类早已多年盛名在外的经典著作，也有《考古学》这样与时俱进的实用教材，随着这些作品翻译工作在今年的陆续完成，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尽管无缘从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中提取DNA样本，但借助更早发掘的曹操叔祖父曹鼎的牙齿样本，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布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确定曹操家族DNA的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为O2*-M268，其相关论文于2013年上半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遗传学报》。现在该课题组又广泛征集志愿者，力图通过人类DNA染色体信息，呈现整个中华民族衍变融合的历史。而种种包括3D打印技术在内的新的方法和技术，也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继续推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

和考古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改变一样，随着中国在2014年即将开始的西部基础建设，比如将在大西部地区投资6300亿元的高铁建设，在改变西部地区民众出行状况，加强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可以预期，也将有更多的考古遗址展现在文博研究者和公众的面前。基础建设这把双刃剑不但会对当下文博工作的现状提出挑战，也将给予我们认识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机会。借助这些新的机遇、新的方法，新一代文博研究者将很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造成的局限，走出“古史”设下的迷障，实现真正的考古维新。让我们对2014年的中国考古文博事业拭目以待。

[本文引用介绍资料，若不专门指出，皆引自《中国文物报》数字版（2013全年文章），网络地址：http://www.ccrnews.com.cn/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