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徐坚教授最近出版了《时惟礼崇———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恰好我也研究“三代”，研究青铜器的制作原料，还关心先秦时期铜矿原料的获取手段，唯独对兵器疏于认识，正好就用这本著作取长补短。
我们知道，东周以前基本上流行青铜器，再往后铁器开始流行，铜器在当时生活和考古发掘中的比例显著下降。青铜是一种铜、锡、铅的合金，这几种矿石主要都分 布在中国的南方，具体是长江以南。商、周时期的人们都热衷获取这些矿石原料，从而引发物质、人口和文化的流动，比如说商、周远征淮夷的战争，就与江南的铜 矿石有着密切关系。
当这些远方的铜料流入王朝的核心地带，相当大规模的铜器作坊就开始工作，矿石被加工成各种样式的青铜器皿。其中的样式非常繁多，有鼎、簋、罍、卣、爵、尊 等等种类，分给与王室有关的重要人士，通常是在战争中立功，或者是新任诸侯即位得到王室的认可，有的可能是因为诸侯去世。许多器物上往往还撰有赠予这些器 物的原因，因此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它们的用途和意义。这些青铜器在主人去世之后，大部分还会随着一同下葬，等待上千年之后被后人挖出，重见天日。由于在《仪 礼》等文献中会提到器物的具体搭配和数目，对应不同的社会等级，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用来体现墓主具体身份、地位的随葬品，又被称为礼器。
礼器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分类。我曾经开玩笑地和人说过，凡是考古展览中，标明“礼器”的物品，通常暗示，今天包括研究者在内，都没搞清这件器物的具体用 途，这个庞大的分类中，我们可以举出：玉璧、玉琮、玉璋，其实都不知道原来是怎么用的。当然，礼器不仅是随葬品，按照《论语》“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这句的讲法，礼器在诸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用了，只是诸侯死后与其一起下葬。所以礼器很可能包括诸侯生前的大部分物品，比如青铜制成的食器、酒器， 乐器，还有竹木漆器。鉴于青铜食器、酒器或是乐器体量巨大，通常还有重要的铭文留下，所以一直被视作礼器类别的最主要构成。然而，我们很可能忽视了在墓葬 中还占据非常大比例的“兵器”，徐坚认为，兵器也是礼器的一部分，不提兵器，礼器就不完整了。这就是《时惟礼崇》这本书说的第一个意思。
研究礼器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可以证明古代中国是个等级严密的礼仪之邦，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研究者的博大精深。因为光是这些器物的名字，比如，在食器这个大 类下面，就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这几种，对于一般非研究者认全这几个字儿也挺有难度大，我有时也要看着说明牌的拼音才不会念错。再拿鼎来说，虽然 许慎的《说文》里讲了，“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我们头脑中能想到的比如有“后母戊方鼎”或者“大克鼎”，但这就有两类了，一种是四足方鼎(商 代)，一种是三足圆鼎。再按照鼎的足来分，就可以分为锥足、扁足、柱足还有蹄足。这有什么讲究呢，锥足和扁足基本出自商代且锥足更早，柱足和蹄足则是周代 才出现的，再加上鼎耳的变化，种类就更多了。由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生产的铜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对于没有明确出土情况，或者没有铭文或其他断代材料一 同出土的器物，也可以按照其基本形状或纹饰判断大致情况，这就是一种考古类型学，也可以说是现象学在考古中的应用。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基本差不多 的一大类青铜器，在考古学者眼中，其实存在非常众多的差异，并能提取相当丰富的信息。比如说，考古研究者根据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礼器组合种类齐全……看不 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判断，该遗址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缺乏直接联系的判断，在逻 辑上是可以接受的。
如徐坚所言，“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兵器就已经成为墓葬器物组合的重要成分，并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其丰富程度仅次于青铜容器”，说明青铜兵器其实很应 该研究。前人把食器、酒器、乐器这些“青铜容器”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对于兵器除了分为戈、矛、铍、戟、斧钺、短剑、铜刀、矢镞和盾这几类外，就没有深入的 讨论了。一方面原因可能在于，除了少数有铭文外，如越王勾践剑等，基本没有文献价值，即使有字在数量上也远不如铜盘、铜鼎的表面积巨大，所以在以往难免被 人忽略。
那么青铜兵器是否并无研究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和青铜鼎的样式多变一样，青铜兵器也有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研究方法和青铜容器一样，同样适用现象学。这 是《时惟礼崇》这本书说的第二个意思。以铜戈为例，徐坚延续李济的构想，将其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夹柲戈和銎式戈，又各有两个亚型，一共四种。实际上就按照 装柄的方式进行分类，夹柲戈就是把像匕首一样的戈绑在木柄上，而銎式戈就像锄头一样，后面有个孔直接把柄插在里面就可以了。接下去，还可以从商周之间的时 段和流行地域上进一步衡量。这种基于具体兵器比如矛、戟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延伸到所有达到一定出土数量的兵器。
此外，从“情景分析”的角度，在一个遗址中，兵器与礼器的数量对比，放置位置、种类，以及是否在埋藏前有过认为折断的痕迹，都可以成为观察和提取信息的一 部分。比如，提出了“戈-矛组合和钺-刀组合等社会等级表达方式”。当然，在作者多次强调下，我需要突出一下这项“物质文化”研究，通过现象学分析，我们 可以从青铜容器之外的铜兵器、玉器之外获得很多以往没有注意到的信息。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其实我们现在还很难非常有效地利用这部分信息。考古类型学的确能给某个较大的理论范式提供可靠的证据，但始终无法独立支撑一种准确 的推断。因为我们始终难以评估，所掌握的出土材料，占当时生活的比重和程度。同时，中国考古学传统中，注重“礼制”的研究范式，或许也难以概括生活的全 貌。“礼”并非一个当代学术语言中的词汇，当我们将其“翻译”过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宽泛的拥有“社会等级、行为规范”等多重含义的术语，其实缺乏一个更 具体明确的指代对象。那么，今天的考古者，究竟要通过被称作“礼器”的物质文化遗存，揭示一种颇为模糊的社会范畴，还是回答另一些我们更关心、也更易于给 出思考空间的问题。比如，这些物品的生产，原料的运输和交换，以及背后的再分配体系，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4年12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5 版名： 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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