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而非好古：公共考古的未来[1]

——2014中国考古、文博蠡见

走向公众的“国际考古日”

2014考古文博界最大的主题或许是一个全新概念的提出：“公共考古”。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公众、社会组织、团体机构对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等方面也显得愈加重视。继相应国际号召，中国先后设立国际古迹日（4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中国文化遗产日（6月第二个星期六）。其中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是当前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最重要的节日。今年6月18日，《中国文物报》、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联合提出一个倡议，将每年十月第三个星期六的“国际考古日”作为我国考古界和考古人的正式节日

       “国际考古日”并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第一届考古日于2011年在美国开始举办，由美洲考古学会（AIA）倡议设立考古人的节日，当时的名称为“国家考古日”，为了庆祝和宣传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古成果和发现而设立的。之后的两年里，参加该活动的国家和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时，活动更名为“国际考古日”，共十七个国家参与其中。而今，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公众关注程度的增长，对“国际考古日”的响应也不失为一次富有远见的尝试。

       该倡议提到“以‘国际考古日’为契机，考古专业工作者和各考古机构应积极呼吁并主动联合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知识传播、普及活动。在做好充分准备和确保遗址、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向公众，尤其是所在社区开放考古工地、文物陈列室、实验室等设施，尽可能让公众参与到活动中来，切身了解到考古学的学科特征及价值所在。”其中可以期待的目标之一就包括，“建立考古志愿者制度，在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适当吸收社会各界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进来，让他们深入了解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过程，理解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培养成为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义务宣传员。”

尽管这一倡议从提出到实现，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从对考古发掘的认识，到对文化遗存的意识，都需要相当程度的储备，但不妨让我们先结合一下2014年考古、文博方面发表的成果，对这一设想的可能性，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

考古知识的普及与“十大考古发现”

2014年4月9日，就是“国际古迹日”之前的一周里，国家文物局官网揭晓了“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47项入围候选项目中最终选出的这些发掘成果除三项主动发掘外，其余七项都是抢救性发掘。入选其中的10项成果分别如下：

1.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2.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

3.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4.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5.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6.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7.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8.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9.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10.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在这些考古发掘中，既有迄今最完整丰富的西周姜戎墓地，也有发现“‘张楚之岁’觚是考古发现简牍中唯一的张楚时期实物资料”的珍贵记载。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些重大发掘项目都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腹地（可能也就第九项位于边缘）。其次，时段上都集中在文明史以来的阶段，无一史前遗址入选。这一少许令人意外的结果，并非因为备选项目有限所致，事实上，在参选的47项初选名单中“青海治多参雄尕朔细石器遗址、浙江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官井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等许多重大发现，既覆盖了今天整个中国的腹地和“边缘”，也贯穿了中国文明的全部时间阶段。可这些都无一例外地消失于最终榜单。

由于“十大”考古发现是由身为普通读者的一般投票人选出的，而影响这些普通读者的无疑就是附有宣传职责的媒体。媒体有选择性地报道了某些“重点”项目，对投票者的指向有了很明显的引导作用。因此，尽管那些非常重要的史前遗址在评选中全部落选，比如“浙江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专家指出“这种情况在以往的评选中并不多见”，是近年来最特别的一次。这也非常直接地折射出，当前文物工作者不但向公众，更要向媒体从业者普及考古学知识的重要性。

按照考古学家高蒙河的说法，公共考古不是像电视“寻宝”栏目一样，向公众传递考古就是“挖宝”的观念，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存中不乏重器、瑰宝，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我们之前人类活动的痕迹，正是因为这些留下这些痕迹的古人创造并延续了他们的生活，逝去的时空就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塑造我们的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人类史上绝对时间长度的新旧石器时代，远远要比“朝代历史”重要得多，尽管大多数时候，那些石器、蚌器并不精美，也不“珍贵”。就这点来说，公共考古是要将“物质文化”而非“物质价值”的观念传递给公众，而以此次“十大”评选观之，其路依旧漫漫。

从物的体验到知识的传递

除了“十大考古发现“，6月14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场城市景德镇市揭晓了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榜上有名的，有在对明蓟镇长城全面科学实地调查基础之上编写的大型考古报告，《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还有则是西夏六号陵遗址的发掘报告，《西夏六号陵》。总结澳门路环黑沙考古新成果的《澳门黑沙玉石作坊》，这也是澳门考古研究的一项里程碑。余下有，整理、分析了民国时期文物、古物、古迹等政策法规文件《民国文物法规史评》。以首都博物馆和黑龙江省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周年》”展览为基础编纂的同名图册《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展》。为配合河南博物院“鼎盛中华”展览而编纂完成，集资料、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介绍《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从陶瓷、冶金、玉器、建材、生物、农业、有机残留和盐业等八个方面，介绍了当前科技考古发展现状的《科技考古进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60项考古发现为重点，全面介绍、展示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中国考古发现的《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以及主要反映20世纪以来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的现状，并整合了新中国成立后镜鉴田野考古资料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

除了入选图书外，还有包括包括《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文物集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在内等十余本优秀图书入围。从这些书籍本身的内容来看，大部或许已经代表了过去一年中国文博方面的最高水平。但细细看来，除少数作品，比如，《澳门黑沙玉石作坊》、《科技考古进展》等介绍了当前考古学发展的新成果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只是某个特定展览的副产品，缺乏降低身段，向公众坦诚分享的心态。总体而言，既不亲民，也缺乏公共理念。

这不由让人想起2014年2月去世的著名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巧合的是，14年1月学苑出版社推出了汪先生最后的作品，《汪宁生集》（全四卷）。卷一收录《民族考古学论集》、《古俗新研》。卷二收录《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云南考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卷三收录《文化人类学调查》、《文化人类学论集》、《铜鼓与南方民族》及译作《事物的起源》。卷四收录《西南访古卅五年——民族调查日记选辑》、《始信昆仑别有山——海外游学日记选辑》以及《序跋 年谱》。在汪先生的一生中，学问全在点滴之间。他的学术旅程走遍西南河山，默默耕耘一隅，有感中国西南地区考古、民族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却不丰满，于是毕生不离西南地区。做的不是显学，而是心血，及到晚年始有荣光。从他的文集可见汪先生做的是质朴、真实的学术，全落于实处，这套选集的出版，也算是对他终生成就的一种肯定。希望与先生一同离开的不是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

如何面向公众？

在《中国文物报》年初发表的“博物馆建设五年的盘点”一文中，作者提到“截至2012年底，全国通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年检登记的博物馆已达3866家，比‘十五’末期增加1500多家，比‘十一五’末期增加614个，目前仍以每年二三百家的速度增长。”另据国家文物局看法的《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显示，“2020年若要实现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的目标，全国博物馆总量将达到5840家左右，需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建博物馆1974家左右，平均每年增加247家左右。”这一规划不论是从计划还是预期的增长规模上都是极为惊人的，我们除了要问我们究竟有多少文物可以填充这些雨后春笋的博物馆，还要问一声，对于公众而言，这些博物馆是否真的提高了全社会的文物意识。

2014年初，有着“公共”考古人之称的许宏先生继《最早的中国》之后，又推出了新作——《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在这本书中，作者从“陶寺的兴衰、嵩山的动向、新砦的发轫、大邑二里头、中原与中国”等五个方面，试图揭示围绕二里头文化的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从材料的有限，但内容的整合方面都仍有继续发展的潜力。但这至少展现了作者向公众传递当前考古领域最新进展的愿望，只是，这样的作品在过去的一年乃至若干年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2014年8月，为配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同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活动之一，上海博物馆于同期举办 “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早期文明、国家起源与都邑结构社会的形成”和“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两个主题，对不同时空范围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进行跨区域的讨论。既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分别探讨了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有学者就长江流域、环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变迁与兴起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值得向公众开放，了解城市文明研究最新动态的盛会，也无缘向公众开放，甚至罕见报端或网络。

如此种种，或许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启发，在强调提高全体公民素质，增进大众对考古、文博知识的“公共考古”时代。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这远远不是多多新建几家博物馆，或推出几本装帧精美的展览图册所能替代的。正如过去的2014年中，微弱而又不乏感召的“公共考古”的呼声，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唤起更多文博人和公众相连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