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勾画出她惺忪的“中国梦”场景，也推动了“中国大妈”们迅猛如潮的抢金浪头。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确实走在其有史以 来最迅猛的阶段，同时也正制造着一些不再囊中羞涩的群体，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的人称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人们，也有的人把他们称作“中产阶级”。

    在 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写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他在书中富有启迪地 叙述了美国中产阶层产生的背景，并颇为耐心地对其松散的组成进行了细致分类，最后从这两方面不无调侃地总结了复杂而多样的美国“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 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持久的不满，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行任何负责的斗争”。

    不过，斗换 星移，当21世纪的中国继续她在上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经济崛起，富裕了一批包括“借助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在独资企业的职位；还有些是国家体制内的人(政府官员 和国营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以及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教育界、娱乐界、美术界的知识和文化中坚分子”在内的人们之后，这些逐渐富有的人们开始在经济、政 治等不同领域，对这个国家的行为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于是，一批中美社会学、政治学家，就齐集于《“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一书 中，开始了对这一从经济层面向社会结构变迁的讨论。

    有趣的是，相比海外学者更关心，追求“美国的生活水平———包括高质量住房、一 两部家庭轿车、高档服装、旅游的机会，以及相对引人注目的总体消费”的中国新富者们，将带来的终极事实：“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始终追求美国消费水平的 (尤其是矿物燃料消费水平的)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中国研究者更偏向内在的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如何演变？它将如何与国家互动，以打造中国的未 来？”

    “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从字面来看，“中产阶级”包含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含义，首先在于其所拥有的财 富标准，其次才是群体分类，与米尔斯宽泛的分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的 中 产 阶 级 似 乎 不 包 括“推 销员”———如米尔斯所言，“零售 业的黄金时代还造就了300多万白领工作人员……1940年，这部分人占劳动大军的6%，占整个中产阶级总数的14%”。这个如同蒂姆·伯顿电影《大鱼》 中伊万·麦克格雷格饰演的“大鱼老爸”的成功推销员形象，或许构成了米尔斯笔下美国中产阶级的原型。按照米尔斯的解释，当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崛起，推动了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包括旅行推销员在内，相当一部分普通但有干劲的人们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正是这部分在社会中分散较广的群体成为后来美国中产阶层的 中坚，而非那些原本就享有社会声望的医生、律师、教授或商业人士这类传统中产人士。

    正是这些“非专业人士”或者说市民中产者的出 现，推动了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尽管这些中产者在经济收入上接近某一相似的标准，但由于其在社会各行业中的正态分布，使得通过财 富积累的社会资本可以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一如“大鱼老爸”推动了衰落小镇“幽灵城”的重建和复兴。那么，反观《“中产”中国》对其所讨论对象所作的 分类：“1.经济群体(包括私营企业主、城市小商人、农村工厂主和富裕农民、中外合资企业雇员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从业者）；2.政治群体(政府官员、机关职 员、国营企业经理和律师)；3 .文化和教育群体(高校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知名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及智库学者)”就略显得模糊而指向不明了。

    在 本书所作的分类中，经济群体只占到所有分类的1/3，那这对“中产阶级”本身而言，都可能陷入了一种名不副实的境地，同时这对本书编者有关“中产阶级扮演 的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或许会反过来提高这一阶层的政治影响力”的假设，或许是个不太有说服力的前提。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只要能 证明中国“中产阶级扮演的的经济角色”正日益重要起来，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这一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增长，这一诱人的结论。因此，如何呈现中产阶级 经济角色的重要性，就成了中产阶级研究的核心主题，但这在事实上也成为这一理论模型最大的缺陷：单纯以消费或经济水平作为衡量中产阶层的标准。比如在“第 四章　全球化、社会转型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构建”中，“收入差距使得收入较高者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可能”，以及“(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体现了生活方 式的变化，因此成为他们构建自我认同、争取社会认可度微观或心理力学”的论述反映了和那个假设前提的最大矛盾：只占分类三分之一群体的“构建”标准如何作 为整个“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中产阶级”的假设可靠吗？

    换句话说，当研究者将消费或经济水平作为这一衡 量标准，从而增加了“中产阶级”的实际数量的同时，实际上便将本来不属于这些消费者的义务和职责，贴到了这些“拔苗助长”的中产阶级身上。而这些被消费数 目建构的“中产阶级”又没有实现这个阶级“应有”的责任感，“白领……越来越多地使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住万科地产公司建的公寓楼，乘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 旅游，在携程网预订旅馆，在淘宝网购物，观看香港的凤凰卫视，阅读《时尚》杂志”，其中一篇“中国中产阶级与小康社会”这样描写到中产阶级的“标准生 活”，但除了满足这些物质层面的标准外，“一般说来，中国白领阶层对政治缺乏热情。”虽然在这句之后，该文作者提到了2005年反对日本入常，以及奥运会 志愿者或参与赈灾的活动，不过，这和模型期待的结果仍旧相去甚远。同样，小区业委会、超女评选，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这类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中的常见主题， 也无法支撑这一假设的结论。

    在本书的另外几章中，房地产效应和高等教育的扩大化，也成为中产阶级研究的新兴主题，前者坦然承认“尽 管房地产改革改善了某些社会群体的经济机遇(尤其是那些从接近政府中获益的群体)，但它并没有造就一个我们期待能在短期内促使政治变革、积极向上的中产阶 级”的同时，后一篇得出了“高等教育的扩充在80后一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可能这些人最终会成形为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有趣的是，这两章的结 论恰好完全相反，如果说高教和房地产的发展，同样来自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两个不同的结果，正好就反映了这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很难构成严格的函数关系。

    当 这一假设出现很大局限后，本书最后用私营资本和律师行业从业者两个个案继续探索了这个模型的可能。在前一个个案的结论部分，该文作者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狄忠蒲对中产阶级研究作了有趣的评论：“从卡尔·马克思、摩尔到福山，这样一些南辕北辙的学者都赞扬了中产阶级(或叫资产阶级)的优点，声称在民主政体的 崛起和延续方面，他们发挥了关键性的基础作用。……然而，现有的证据却印证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结论。”与此同时，在律师行业的个案中，该文两位联合作者在该 文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核心问题：“寻找率先在中国搞政治改革的群体无疑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各自热衷的事情。”用突出的个案来替代定量 研究，从这一点来说，已经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宗旨最大的背离了。

    诚如狄忠蒲教授所言，“我不能对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研究表示不屑，将 其视为死胡同。我仍然认为，对于研究中国政治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概念。”其实，本书就其坦率的态度和充实的文章质量而言，已经算是当下中国“中产阶 级”(社会阶层)研究中质量较为突出的一本。同时，本书实际上也确实尝试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作出比较全面的阐述。

    但对 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始终应该意识到，“中产阶级扮演的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或许会反过来提高这一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这一假设所包含的各组变量之间的联系不 应是线性的简单相关。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给了我们更多的契机，给了每个实现或将要实现“中产”的人们改变当下的机遇，事实上，诸如多元价值、个体主义，乃 至全球化等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不过，如果仅仅将变迁押注在“社会阶层”这类19世纪社会学的常见主题上，恐怕难免陷入缘木求鱼或是刻舟求剑的困 境。

    □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日期：[2013年5月26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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