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回归考古人类学
　　
　　 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 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 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 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 （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 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 ‘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 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 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 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 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 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 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 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 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 -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 ——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 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 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 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 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 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 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 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 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 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或许出于谨慎的态度，吉迪教授没有继续深入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人群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下考古学区域研 究在分析模型上的匮乏。要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的活动以动态方式呈现出来，仍需当代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在诸多可能的方法之中，“地理结构”也许是个合 适的工具。当然，要将这一工具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解释力度，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及对中国史籍的熟稔。这些都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待借鉴，并 加以尝试的“新工具”。
　　
　　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7期。
　　http://site.douban.com/196542/widget/notes/11834117/note/292384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