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面前人人平等

　　1969年8月21日，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犹太极端分子，纵火焚烧了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主要建筑。这座清真寺为伊斯兰教三大圣寺之一，此举引起伊斯兰世界激愤。时年27岁的信号兵中尉卡扎菲受此事件激发，召集身边的青年军官，在9月1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统治利比亚的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从此，卡扎菲上校开始了他对利比亚长达42年的统治，直至2011年10月20日，在北约与国内反对派的联合打击下，在家乡苏尔特被捕后伤重身亡。

　　无独有偶，在卡扎菲统治瓦解后不到一年，一位美国犹太裔导演拍摄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因有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抗议。在2012年9月11日，“9·11事件”11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驻埃及和利比亚班加西的外交机构遭到抗议者袭击，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美国外交人员在袭击中身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时间出面，为“美国的价值观道歉”，微妙地谴责了对宗教的冒犯和受人误导的袭击者。然而，阿拉伯世界方兴未艾的“民主革命”前景，无疑被蒙上了一丝阴影。

　　不过，可以放心的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化冲突，大概只因临近具有象征意义的9月11日，而成为袭击者借题发挥的借口。其实，在此之前，远有新西兰导演李·塔玛霍瑞执导的影片《双重恶魔》（2011年8月上映），摹画萨达姆长子乌代的荒诞生活；近有美国搞笑片演员萨莎·拜伦·科恩自编自演，嘲讽卡扎菲政权的电影《独裁者》（2012年5月上映），在片中极尽讥诮之能事，将一个妄自尊大却又内心空洞的独裁者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位科恩先生还是位正统犹太人。这两部对前独裁时代刻画入骨的影片，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引发如潮的抗议。

　　由此看来，《穆斯林的无知》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与其说是对后卡扎菲时代的新生活不满或恋旧，不如说，是用一种充满尊严的方式，宣告自己自由的新生。一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主张的“正义即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决不能牺牲平等来实现自由。自由面前人人平等，而利比亚人民在这条争取平等的自由之路上，已经跋涉了一个多世纪。

“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

　　在小说《灿烂千阳》中，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描绘了两位坚忍的穆斯林妇女，她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英国殖民时代、国王统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苏联占领、军阀控制，以及塔利班武装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如过眼云烟，却在她们生命中烙下深刻的印记。作为女性，她们的人格和地位经受了史无前例的考验。每当主人公感受到生命的无力时，就会想起一位可亲的毛拉从《古兰经》中撷取的箴言：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

　　如果每次考验都是真主给予穆斯林的荣耀，那他一定非常厚爱以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国家。翻开这些国家的近代史，几乎都与阿富汗一样，分享了相同的命运。横跨19世纪的殖民时代，“日不落帝国”在北非、西亚、中亚、南亚的胜利，抹去了伊斯兰帝国伟大荣耀的最后余烬，并将这些地方性群体拉上了“现代主义”一去不返的列车。击败其他欧洲殖民者与他们的当地盟友后，那些支持英国殖民者的王公、酋长们，开始充当殖民帝国在当地的代理人。

　　从一开始，殖民主义便如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塑造的，那位脱离“文明世界”的白人代理商库尔兹那样，生活在土著的世界中，被土著们奉若神明，尊为君王。然而，当故事主角马洛深入到黑暗神秘的非洲大陆后，却发现了一个劫掠村庄、掠取象牙、骗取崇拜的“暴君”。库尔兹这位“文明世界”的代表，一方面追求土著社会充满原始主义的“古老质朴”，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文明”的统治强加给当地居民。尽管康拉德向我们展现的“现代性”表现为殖民主义的粗暴一面，但他也承认，正是这股强大的冲击力，把包括北非、西亚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传统的地方王国烙上了殖民时代的印记，并划入了现代世界的版图。掌握烙铁的，正是那些传递“文明”的外来“暴君”们。

　　不仅如此，殖民者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还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加诸当地社会的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利比亚沿海地区，而英国与法国又在“二战”中瓜分了这个地中海南岸的古国。与之稍有不同的是，伊朗和阿富汗则都在苏联和英国之间徘徊。殖民者门把古老王国或部落社会中的人们拖上“文明”列车，同时，他们还把市场送到了当地人的家门口。

　　在市场体系与全球化的面前，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相对平等的部落社会，财富分配围绕殖民者的出现发生了严重倾斜。为殖民者贸易和现代化事业提供援助的前贵族或酋长们，往往以中介（大约相当于我们更熟悉的“买办”）的身份，率先从殖民活动中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提高——借由贸易、地方建设，及行政管理等外来趋势获得的结构性变迁——并以“启蒙”的名义。同样的情况，不但发生在北非、西亚等英属殖民地的伊斯兰社会，而且几乎成为所有前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社会的共同特征。有些抓住“现代”契机的群体，在殖民帝国外力扶持下，超越部落间平等的关系，跃升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占有优势的上层等级，而大多数“后知后觉”者则沦入社会下层，成为“全世界受苦的人”。

　　显然，殖民活动的“文明”目标，深深地楔入了殖民地社会原先的结构，并导致了地方社会在“现代性”方向上的等级排列。正是这种在“现代主义”面前的不平等关系，奏响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前殖民地社会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当中徘徊的前奏。一次又一次，当地社会开始了对平等的追求——获得民族自由与解放，也是与殖民者平等相处的前提；而国内群体的平等追求，则往往与“革命”相关——而每一次对“平等”的追求，又都是“他的考验”。

后殖民——谁来继承殖民时代的遗产？

　　随着“二战”之后对殖民时代的反思，肩负“启蒙”使命的西方殖民者，不再将统治殖民地视作自身的职责，并试图将现代体制植入这些殖民地社会。奥黛丽·理查兹在《东非酋长》一书中写道：“战后时期，英国殖民部开始支持建立地方政府，即英国概念的地方政府⋯⋯并由中央政府赋予监督社会事业的权力。”原先由殖民者统治的权力，将要还给自治的地方，但“自由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结束外来统治，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回到众所周知的旧制度上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行现代化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有可能导致传统制度的巩固⋯⋯”尤其是，当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的角抵中觉醒之后，目送殖民者登上远去航船的，是殖民者们在当地倚重的贵族、王公或酋长们，尽管殖民者曾希望将现代性的种子在当地播下。

　　穆沙希班王室的阿富汗、伊朗礼萨沙赫的巴列维王朝、利比亚联合王国的伊德里斯王朝，以及统治埃及、苏丹等地的埃及法鲁克王朝成为殖民主义的继承人，这些传统时代的王室或者扮演过殖民者的当地同盟者，或者因殖民活动而兴起，却无法继承西方殖民者的“启蒙”理念，消化后者留下的遗产。这些传统的王朝，表面上代表当地民族驱逐了殖民者的统治，使国家重获自由，却无法洗去殖民时代留下的烙印。除了比之殖民者不遑多让的物质欲望外，他们留给普通民众的，是与现代主义理念相背道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他们继承了殖民者对奢侈生活的现代主义品位，却将这种格调建立在前殖民地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漫画作品《我在伊朗长大》中，玛嘉·莎塔碧塑造了一个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援助下走向现代化的世俗德黑兰，却无法回避这些殖民时代继承者们在“平等”诉求上的无力。迅速的两极分化，将原先物质水平相对平等的地方社会，变成一个炫耀经济能力的权力社会。如果权力等级与经济等级并不重合，矛盾则会更加复杂。社会内部严重的物质与权力分配不均，使得任何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理念，都能在一夜之间“一呼百应”。

　　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显然富有强大吸引力，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先后成为共产主义的试验场。《灿烂千阳》的另一位女主人公，在塔利班统治严厉禁止妇女的自由外出和工作后，回忆起印象中女性地位最高、男女最平等的时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前后的共产党执政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时期，开启了得到全世界支持的“圣战”运动。这场运动以对抗苏联入侵，追求国家自由为诉求，最后却让美国深受其扰。胡赛尼写道：“埃及人、巴勒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这位拥有百万家财的沙特人，后来变得家喻户晓。

　　根植于犹太教“平等主义”观念中的共产主义尝试，的确为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捎去了“平等”的可能。然而，由于对宗教的强烈反对，和对基于“弥赛亚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的迷信，让这种古老平等观念的新化身，无法成功融入那些站在现代主义转型十字路口的传统社会。相反，由于苏联对输出意识形态所怀有的“救世主”情结，使“民族主义”终于借着“自由高于一切”的观念一跃而起，终因缺乏现代主义的依托，沦为恐怖主义的渊薮。

　　和接受共产主义输出的中亚国家相比，伊朗、埃及和利比亚等早先曾作为伊斯兰帝国哈里发驻地的国家，则以另外一种方式继承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并在另一条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民族主义者们，祭出了复兴伟大帝国的旗号。王室政府在“现代”进程中毫无作为，既与“赶走”的殖民者暧昧不清（英国在埃及和阿富汗，美国在伊朗，法国和意大利在北非都有深厚的根基），同时又无法兑现其当初许下的“现代化”诺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平等观念。曾经接受西方教育的前殖民地年轻军官们，对此感到颇为不满。正是这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比较的幽灵”的感受，使曾在埃及皇家军事学院上学、后在苏丹服务于英国殖民者的纳赛尔组织少壮军官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也让曾在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受训的通信兵中尉卡扎菲效而仿之，组成“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建立了新的国家。

　　然而，事实可见，30年后，卡扎菲的国家亦如他行动导师建立的埃及共和国一样，在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声中，宛如落叶飘零。同样一去不返的，还有卡扎菲的“阿拉伯联邦共和国”理想。

自由不应是平等的代价

　　全球化、市场化以及现代化，把繁荣的现代生活带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地原有的贫富差距。既然在财富上的不平等已经出现，这种差距会在情感上削弱人们对社会的认同。那么，为了避免最后的分崩离析，社会便应以种种手段弥合这些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当现代社会鼓励民众接受现代成果，并用各种政策手段、经济杠杆缩小财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鼓励多元价值观念之时，另一些社会则沿着古老的路径，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维系脆弱的“平等”。这些做法虽然在不同国家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都是用宗教敕令、政治命令的方式，弃绝现代化的任何表征，将现代的一切都视作“西方”散播的堕落文化，同时在国家内部以抹掉任何个体差异的方式——统一的服饰，掩盖第二性征的装束，以及最基本的雷同的物质生活标准——来实现彻底的平等。同样打着平等旗号的，还有那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们。

　　“对前殖民地来说，去殖民地化是与殖民过往的对话，而不仅仅是抛弃殖民习惯和生活方式而已，”著名印度裔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中如是写道。前殖民地国家中，印度或许是最快走出殖民阴影的一个（尽管也存在印、巴之间的纠纷），这与印度学者积极与“殖民过往”对话，并将殖民遗产与当下生活紧密衔接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上世纪70年代末，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取代世俗国王，掌握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当1995年最初才800人的学生军“塔利班”向着首都喀布尔开始进军；当卡扎菲提出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的口号，禁止酿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当原教旨主义连同现代文明一起摧毁了所有“堕落之源”，要求人们回到那个物质匮乏、极度平等的，只属于“先知”的时代时，他们借助的都是人们对“平等”的向往。然而，和殖民遗迹（殖民者带来现代主义的同时，也开启了贫富不均的阀门）一同消失的，还有人们数代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自由”。

　　或许，我们不必急忙谴责这些反现代的做法，而应该先解答那个本该受到重视的问题：人民当初之所以支持这些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平等”色彩的主张，正是因为那些殖民主义的当地继承者们既无实力兑现他们“赶走”殖民者之后许下的“现代化”诺言，又无法弥合市场化初期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后者与西方金融资本家控制的“消费主义”浪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那些取而代之的“宗教领袖”“学生军”“少壮派军事强人”来说，在原教旨主义的庇护下，他们至少能实现平等。不过，这些用平等主义招来拥护者的理想主义者们，最后也将因为同样原因失去拥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本身打破平等原则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快。而且，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平等”，是以弃绝教育、医疗、技术等现代性成果为代价的。尽管在石油经济的支撑下，卡扎菲的利比亚似乎没有塔利班的阿富汗那么极端，至少取消了伊斯兰教国家较为普遍的“一夫多妻制”婚姻，但这个后殖民时代的新继承者，却没有让每个公民“平等”地享用到国家的巨大石油财富。根据记者闾丘露薇的报道：“利比亚虽然国家富裕，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感觉到自己很穷。⋯⋯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下面。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

　　与其说是北约和美国的枪炮砸开了利比亚的大门，不如说是利比亚人民对自由与平等本身的诉求，动摇了卡扎菲虚构的“平等”幻象。

自由的继承人

　　解读完伊斯兰世界100多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诉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既得了真主最多的考验，也获得了应有的光荣。然而，当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等四人在班加西的火箭弹袭击下身亡后，我们知道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还需要人们经受更多考验。重要的是，经历过殖民时代、国王时代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人民，已经不会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划上一条截然对立的界限。

　　虽然卡尔·波兰尼曾在《大转型》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经济的深远后果，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个时代中将全球化挡在门外，僻居独善其身的“平等”一隅。虽然，有人还会讥诮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行径遭到当头一棒，但是，利比亚人民本身对自由的“理性选择”其实才是卡扎菲下台的关键一击。这一击与北约是否施以援手无关，只与人民对“尊严的平等”的渴望有关；所以，面对一部明显带有侮辱色彩的电影，他们无需给北约留多少颜面。

　　由于“巴以问题”导致的宗教纠纷还会延续，殖民时代的遗产还在寻找着合格的继承人，但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同样也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事实证明，既有土耳其这样成功的政教分离的案例，古老的苏菲主义中其实也包含了容纳平等和自由的空间——苏菲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早期社会变革的回应。

　　如何令古老的宗教阐发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理念，把伊斯兰传统包容进现代性的范畴（而非陷身殖民时代的泥淖，在与后者的对立中无法自拔），把饱受磨砺的伊斯兰国家引入现代主义的轨迹，将考验着真正的自由的继承人。 ■

作者为人类学学者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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