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的春天不会抱怨

冰雪覆盖住草根萌芽的绿色

在冬季行将退去的尾巴尖上

因为她知道

每一寸生长

都是傲雪的报偿

映衬怒放春色的荣耀

“以学术为业的人”没有怨言

用清贫绑架真知

那是发出贪婪腹语的虚妄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能阻止一颗不倦的心

你已经有了一份理想主义者的工作

那便是最光荣的奖赏

我要去北方

4月1日那天晚上6：30左右，从早上九点半哈尔滨开出9个小时之后，我的脚终于踏上了黑龙江东北边的同江市，不过，这里离我的最终目的地还有将近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昨天，也就是3月最后一天的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还在黑龙江西部位于内蒙古境内的一块飞地——加格达奇——经过一昼夜11个小时在火车上度过的时间（前往加格达奇之前的这晚上也是在火车硬卧车上度过的，离开同江之后的那个晚上，我也将在火车上度过）以及长途大巴上9个小时跋涉，看到天色再度暗了下来，我已经不再疲倦，连续旅行缺乏睡眠的亢奋，让我开始幻想天边能不能看到“极光”，且不论该地纬度，这个季节也显然不对。我后来在返程的路上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并非没有由来，因为，此时距离我好几年前一个愿望的实现，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在3月最后第二天的晚上11点，我在齐齐哈尔登上了前往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行政中心加格达奇的火车。结束了当天白天在昂昂溪的考察，我的东北之旅已经从大兴安岭中南段的汽车旅行变成火车了。对这次东北考察我期待已久，这里长期是我旅行地图上最大的一块空白，在西北生活了4年，在东南沿海3年，这几年都在西南考察，中原也沿线旅行数次，唯有东北始终未曾践履。尤其是在我10年已经写完“东北人群晚期物质-文化变迁”一章的草稿后，依然没有实地走访；这种愿望在我11年前往新疆北疆阿尔泰山南麓的北方泰加林带旅行后，就变得非常强烈——我真的需要体验一下蒙古高原东部的对称区域。

我很少刻意筹备田野调查，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方向，一切机会都已在路上积蓄。去年下半年写完第五章、第六章“东北亚人群变迁过程”的草稿后，没有实地调查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关键的“赤峰”在哪里？“辽西走廊”的宽度是否真如卫星地图上的仅如一线？大兴安岭是否真的高耸得能划分东蒙和东北平原？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强烈地感到，所谓的东北，只是南方人群的感受，要知道，即使哈尔滨也仍处于北温带的范围之内，根本不属于寒带，这不过是北方寒带针叶林带的最南端，这是农耕世界的北缘，但是另一种文化的起点——从黑龙江到北冰洋的直线距离就几乎与中国南北距离等长——如果不能将北方文化纳入考察的视野，那么可以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所有对游牧人群和汉地农业文化互动的研究，其实全都是错误的。

为了避免重蹈前人覆辙，我必须前往北方，尽管我在观念上和写作上已经意识到北方林地文化的重要性，但如果无法实际体验，我的模型仍然存在很大漏洞，比如，我一直以为大兴安岭相当高耸，山麓以东就完全是川地平原，而山脉以西只剩一眼无边的沙地，甚至，鲜卑和匈奴一样都位于大兴安岭西部的草原林地，只是南北有异；我甚至不知道“鲜卑石室”的具体位置。我无法前往蒙古高原北部的河谷，为了最大程度体验相似环境，比较合适的选择便是进入相同纬度的区域。由于我在北疆感受过蒙古高原西部的草原向林地过渡的生态变化，那么东部相同纬度地区的环境特征将体现降雨量对同纬度植被的影响——按照我的模型，这对（建立在不同生计类型上的）文化差异是一个显著的变量。

另一个我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气候的季节变化，我喜欢在接近最寒冷的时候前往北方，这样的好处是能在最短的考察期间里，感受环境负载的极限状况——同样按照我的模型，人口生存压力在环境负载曲线向下滑动时，最容易接近极值。额外的好处是，这时往北方去的车票很容易买到。

机会就这样出现了。去年我申报了今年的项目，赫哲族鱼皮衣制作工艺研究（考察），本质是我想到东北转悠一下。项目一如既往获得通过的同时，新西兰奥塔哥博物馆前来接洽，对方希望我们前往该国举办一次少数民族文化展，商谈展品的过程中，他们有些意外地对鱼皮衣抱有极大兴趣，甚至特意提到准备征集一套。从通过民大的赫哲族同学联系当地制作者，到确定新西兰展览的时间，对方要求委托征集的鱼皮衣赴新西兰的具体日程，都构成了我东北之行的具体日期：赶在开春渔季开始之前制作，赶在新西兰工作人员取货之前拿到。几件事就这样变成了一件，如果只是我本身的考察，可能不会因为购买事件和当地制作者建立一种更巩固的联系；我也不会花太多热情和当地人沟通（可能会更多前往大兴安岭东、西山地考察），重重这些合成了我的“一天民族志”。

我在嘎仙洞

包里装着1万块给制作者的酬劳，当然还有差不多相同的考察资金，我从上海乘高铁到北京，从北京到锦州，进入了东北的第一站。从锦州开始向西，过了朝阳之后，就进入了东蒙境内，赤峰、通辽、乌兰浩特是我在内蒙逗留的几个主要地区。回想起来，在朝阳的时候，我很遗憾没有多走一站到“牛河梁遗址”看一眼，不过从朝阳到赤峰的沿途，已经基本充实了我对该地区“北票-凌源断裂”通道的感受：在这里，早期农耕文化让给了赤峰以西克什克腾的草原。这段路线同时纠正了我对“营州”-朝阳的模糊印象，我以前一直以为“营州杂胡”是以类似锦州这样辽西走廊主干为中心，而事实上，这里距离“赤峰”通道的位置更近。这次留下的遗憾是，没有绕道大兴安岭以西，我虽然沿着通辽和乌兰浩特移动，但始终位于大兴安岭东侧，这里留给我的印象是沙地和草地占据主导，另外，大兴安岭南部由一系列低矮的山丘构成，其与西部地区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天然屏障，而且两边的环境差异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

从乌兰浩特前往齐齐哈尔既是我为向北面的目的地前进的一个环节，又是因为昂昂溪在吸引我。这个曾经是梁思永发掘过的遗址不知从何时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超过了“牛河梁”。到齐齐哈尔又折返昂昂溪区，看到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和附近的滕家岗遗址。从这里开始，一如昂昂溪本身的意义一样，渔猎文化开始在此占据主流，一直向北延伸。不过今天，这里看不到林地，有的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从照片上看，梁思永发掘的北满铁路建设时代，这里已经是望不尽的平地和沙地了。值得一提的是，昂昂溪遗址博物馆是我到哈尔滨之前看的最后一个博物馆了。

我在加格达奇醒来时是早上6点，我以为这趟车不到鄂伦春自治县所在的阿里河镇，本来计划到加格达奇后再坐车前往，然而当我上车以后发现可以直达阿里河，补一站卧铺的时候，车长却执意只让我补一张硬座。一气之下我索性不补票了，混到了阿里河，好在这40公里的车票也只有几块钱。

这里是鄂伦春自治县的政府所在地，看完《额尔古纳河右岸》尚没有如此迫切走访的冲动，真正引我前来的原因，是我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博物馆里看，著名的“嘎仙洞”就在县城西北不远10公里左右的山上。这是文献中鲜卑人的发祥地，以前我只在北方民族史中读到的“鲜卑石室”，这能让我实地感受东汉祭肜招引之前，鲜卑群体的生活环境。

从加格达奇到阿里河的路程还有1个多小时，或许我应该感谢6点不到叫我起床的乘务员，我没有机会一觉睡到阿里河，但至少看到了大兴安岭北部的山区林地。雪没有化，沟里都是积雪，生长着落叶的白桦树和不落叶的松树，树没我想象得粗，也没有想象的密，但树林还是树林。到了站，包了一辆三轮，司机姓“战”，山东人，七点刚过，拉我进山。

县城不大，远远能看到一个搭建起来的“撮罗子”塑像，再过一会，出城小道上，路变窄，树变多，雪变厚，只有两道车辙，我知道进山了。雪很厚，车开得很慢，相当小心翼翼，一路上是爬坡道，路过一个景区收费站，值班员说没票了，等换班后，下山的时候再补。司机冲我点头，我们继续沿着雪路前进，越到深处，辙痕越浅，车子在雪地上来回晃动，我生怕这三个轮子的车子重心不稳，没到地方就滚翻道边，时不时调整位置。见过“鲜卑文化起源”招牌和停车坪后，相信离“嘎仙洞”不远了。司机继续向山里开，见前头已经彻底没了辙痕有些发怵，想要倒车回去停车坪。却发现车轮子真的陷在雪里了。司机叫我和他一起下车抬车掉头，还好，三轮小车也不很沉，我在车底盘上抹了一手泥巴，抓了一块积雪擦手。司机抬头一看：不就是这个嘛！怪不得前面没有车印子了。

我闻声抬头，顺着他的方向，30多米高的石壁上，在10多米的位置跟前，有一个大大的山洞。我掏出相机开始拍摄的时候，司机战师傅已经麻利地爬上山坡了。大兴安岭的深山一点不似青藏高原的深沟巨壑，走在山里只是许多高度有限的山丘环绕。嘎仙洞就藏在我面前的山壁，山洞口并不正对着正面，有些向东倾斜。我有些兴奋，跟上司机爬上了坡。

所谓鲜卑起源，其实只是拓跋鲜卑祭祖之处，当然，不可否认鲜卑人群曾有在此生活的过程。许多年前，我已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鲜卑石室的名称，但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我一直幻想那是如此黑黝黝的森林深处，以至人迹罕至，鸟兽成群，我甚至没想到我会亲自来到洞口一探。那对我来说几乎是个传说中的处所了，即使我在去年年底之前刚才踉踉跄跄地写完鲜卑起源的部分。没料到，我真的到了这里——在一个旅游景区了，坐着三轮车，踏雪而来。

洞口有20步左右，高度有4-5米，半圆形，里面对着门的地方，放着三只小香炉。揭示这是“嘎仙洞”的一段文字刻在洞口的石壁上，讲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中书侍郎李敞前来祭祀的事情，只是石刻被一个铁栏杆罩了起来，里面还被锁进了箱子，加了两道锁，边上是复制的铭文。

洞里太黑，我没继续走进去，就拿相机打闪光灯拍了几张，回来看看，什么都没拍到。其实，铭文和洞窟本身都不是我观察的重点，洞窟深处不会有遗存等我发掘，铭文其实网上也能找到，我之前在兴安盟的博物馆里就看到了。我想要的是，在大兴安岭的这个石洞中逗留驻足一下的感觉，沿着流经这里的甘河，可以穿越整个大兴安岭西部，抵达呼伦贝尔草原，这里，与蒙古高原北部的林地连为一体，不用说，这和整个北亚联系在一起。

我在洞里呆了一刻钟，挺冷的，摸摸洞壁，摸摸石头，走到洞口看了看对面的山脉，下山了。很难说，在这里呆这么一回能看出点什么名堂，但我心里有一幅地图，我需要一些“点”，可以在地图上连成一条路线。

离开嘎仙洞，回到鄂伦春自治县，9点刚过，我差不多还有一天时间可以闲逛，我从县城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南面走到北面，以此发泄博物馆没有开门的不满——后来我才知道，北方小一点的博物馆冬季都不开放，要等到5-6月份以后，有人来访才会开门。除了看到林中放牧的牛群和几只让我震惊的体积庞大的乌鸦外，倒没有特别之处。我在雪地上滑了一跤，弄丢了一只手套，就没有其他留念了。临走前在县城里吃了一盘“青椒炒马头肉”，非常咸，又要了一瓶哈啤，才吃完了。有趣的是，上一次吃马肉，是我05年本科毕业时，去新疆伊犁吃的。

坐班车回到加格达奇，差不多是下午3点，想到晚上7点快8点还有一趟通宵的火车等着，已经极为疲惫的我，开了一间钟点房，倒头就睡，顾不得在城里游览了。起来吃了两块馅饼一块羊肉的，一块牛肉的，一碗炖菜。

接下去，才是这次田野的真正目的。

我，和鱼皮衣制作者在一起

虽然我非常感谢向导帮我联系了鱼皮衣的制作者，但他没有告诉我路上要坐9个小时的汽车。9：30登上客车前，我问了售票员，对方说，从哈尔滨到同江要7个小时车程，这已经超过了我预计的4-5个小时。但我没有其他选择了，还好，我是在火车上躺了一个晚上。在火车站边上的商店买了一根所谓“俄罗斯红肠”，吃了一份16个的羊肉胡萝卜饺子，我就上车了。

从太阳刚升起，到太阳完全落下，我真的在车上度过了9个小时，看了七部车载电影，我想这个记录很难被打破了。中午在休息点吃了一份裹土豆丝的卷饼，五点多的时候，把红肠也吃掉了。天墨墨黑了，我到了。6：30落了地，打了辆车，去街津口，司机说还要差不多1个小时。我给做衣服的孙师傅打了个电话，说好开到哪里。

路边一片漆黑，司机说晚上开不快，等到白天这段路要不了半个小时。顺便和司机聊了一下，留了电话明天来接我。还问了乡上有没有旅店，我要作好住老乡家的准备。虽然，我很想找个地方做一个长时间的田野，但我有时间的时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想调查的地点（实际上，我当时对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缺乏认识），而当我有了认识之后，我便没有时间了，我每年能申请几个星期的田野假，但这也不允许我作定点调查，于是我开始“跑路”，尽量在短时间里多跑一些地方，把民族志调查和我的民族史路径结合在一起。

以前我不习惯做田野调查一方面原因是，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我的头脑中没有什么“社会结构”的“框架”；而另一方面，是我觉得向别人提问，只是为了自己收集信息，并不能给他人带来些什么，让别人义务提我作答，始终有些莫名的愧疚。不过随着阅读和经验的增长，前一个困惑已经解决，后一个问题也渐渐好办。此次，我携带“巨款”前来购买民族服饰，给制作者带来一定收入，为了避免这沦入纯粹的买卖关系，我有必要用“唠嗑”的形式，淡化这种交易感受；而对方也不至于是为了回答陌生人类学家的提问，显得莫名其妙。我与对方建立了一种关系，但这又不是人类学家和报道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我比较愿意接受的平等互惠的联系。

看到路两边出现两排路灯，我知道我经过20多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了街津口赫哲族乡，联系过的孙师傅在门口等我，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道边都是堆起来的泥土。外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冷，温度不高，但也没超出忍受，我对东北的想象过于丰富了。

进了屋子，孙师傅和他的妻子在屋里，虽然我们在电话中已经通过好几次话了，但开口一口浓浓的东北话也让我有了一丁点意外——是我想象过度了吧！黑龙江人不带东北味儿，那该什么味儿呢？——屋里暖和不少，仔细看了一下这老两口，岁数也不很大，也就差不多50左右吧。坐下来先闲聊一下，重新讲述了一遍为何要买鱼皮衣的原因，如何从民大的朋友那里了解了联系方式，以及一路上如何从齐齐哈尔到加格达奇到哈尔滨到同江市的颠簸旅程。我不是善于搭讪的人，不过这次倒很顺利，原因或许就在于东北人民都很健谈。

孙师傅夫妇看来是见惯人类学家的熟练受访者，在我谈到赫哲族沿松花江下游的分布后，自动向我介绍起他们的“五小民族”。赫哲虽是“五小”之一，但其主体有几十万在俄罗斯，这是“当年，俄国划走‘六十四屯’的时候，一块划走的，俄罗斯那边叫‘那乃族’”。

我问两边有联系吗，孙师傅的妻子接了话过去，“开放以后，经常来往，去年我们这边办‘乌日贡节’的时候，他们过来，还送我两个小盒子。可他们说的都是俄语。”她顿了顿，“老一点的还说赫哲话，年轻的都说俄语”。我想，同样的困惑也应出现在对岸的那乃族那边吧，他们或许会说：“老一点的还说赫哲话，年轻的都说汉语了”。夹在两边主体民族之间的跨境群体，在涵化路径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没有问“哪边保留传统文化多一点”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多一点，有人觉得相反，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会举办民族文化节日，但对岸毕竟人口基数较大。

我接着问了一下街津口的定居历史，我以为这是社会主义时代之后的结果，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孙师傅说，“日本人的时候就叫我们定居了。”“日本人觉得住在下边一起，好管理”，他接着说，“以前我们不住在这里的时候，住在山里面。那里也有河，是小河，也捉鱼，用鱼叉”。他补充的内容，解开了我一部分疑问，赫哲族的变迁一下子被嵌入了两个时间阶段，先是中俄的划界，接着是日据时期，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再往后的阶段了。他还谈到在“山里时”的居住情况，冬天在地下挖坑，把“撮罗子”半截埋在土里，他强调，这很“暖和”。夏天就只要住搭在地面上的“斜楞柱”就可以了。

我本身感兴趣的话题还在生计类型上，我问起他们捕鱼的情况，他说，捕鱼只能在开春以后江面上冰化了之后进行，所以捕鱼只有半年，捕到了鱼就吃鱼，晒干，等到冬天再吃。我尤其关心摄入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他说，“解放”以前，会和上游的汉人商人或对岸的俄罗斯人交换粮食，面粉。他的妻子在一旁回忆，“以前到冬天经常饿肚子，就到处借钱买东西吃”。我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问谁借钱，她说是已经解放以后了，因为村子里都是亲戚，所以借钱也是问亲戚借。我有些理解渔猎经济的困境了。

孙师傅提到，现在街津口的赫哲族分成两个村子，一个渔业村，一个农业村，“两边都分了土地”，但“他们种不好地，我们不怎么会种地，所以都包给外面的人种地”。我问，是不是包给河南、山东那边的人，他说没那么远，都是吉林这边附近省的。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在祁连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做访谈，被生态移民的裕固族牧民也被分给了土地，但他们同样“不会种地，不种庄稼，全都种上苜蓿，靠卖苜蓿之类牧草维持生计”。现在渔村也好农村也好，年轻人都到同江，也有去佳木斯，去关内打工去了。

还问了孙师傅的家庭，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当地的文化馆，还有一个忘记了（提醒我们要勤做田野笔记）。至少，“不用为女儿担心婚房”，他说。看来赫哲族人民也感染了当前的房价问题。

聊了一会，气氛热络了许多，我觉得要进入正题，要看看我订好的鱼皮衣了。换了一间屋子，是孙师傅的工作室，挂着他做的鱼皮画，萨满鼓、小摇篮。我敲了敲鼓，梆梆响。他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套鱼皮衣，和我以前看的一样，一股鱼干的味道扑鼻而来。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件说，这是鱼皮袍子，我看到，这是一件斜襟的长衣，而他为我们做的则是对襟的短衣，还有裤子。其实衣服对我来说肯定是需要的，只是还要装作验货的样子，问长问短。

他解释说，他专门为衣服缝制了一些纹饰，参考了以前的袍子，觉得这样会更美观。我对此倒是无所谓，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穿鱼皮衣了，那这种工艺就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工艺品了，人们对工艺品进行创新改进，并无过错。但我不知道，人类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和这些手工艺制作者进行了“合谋”——外来者的购买，使这种业已失去实用价值的工艺延续了下来，同时，让制作者萌生了使之外形美观的愿望（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形制）。

接着我比较详细询问了制作的方式，从揭鱼皮开始，晾干（10天左右），加玉米面鞣制，这里需要用到两样工具：较宽无刃的木质鱼皮铡，和木锤。前者用玉米面吸收鱼皮中的油脂，可以同时加工几张鱼皮，后者则为使鱼皮软化，更有韧性。等到鱼皮内侧的油脂曾消失，显露出内在的纤维后，最重要的加工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将鱼皮拼接起来，按照衣服、裤子的形制合成完整一件。在收边时用了“绕针”的针法，衣边、袖口缝了双层，裤身宽大，上衣较短。我一路上怀有当场穿一下衣服的念头，但到了当场，还是没有做这件比较“二”的事情，我回家以后倒是穿了一次，拍照留影，这是后话。

介绍完鱼皮衣的制作，我又让孙师傅给我演示了一下鱼皮的剥制和加工，他给我看了一马甲袋制备好的鱼皮，显然对我这样的客户早有准备。原先秋季鱼期结束之后，开始加工的鱼皮衣，因为现在的购买需求，制作者已经开始筹备原料，以备随时出现的购买者，据悉，去年时，日本研究者也曾到此购买了一套。虽然现在不在旅游季节，但也有我这样的买家，准备好一年四季的原料是个不错的改进，或者也能称之为文化变迁吧。

看完鱼皮，我们又回到里屋聊了一会。边上的大屏幕电视正放着湖南台还是东方台的节目，好象是海尔的。在写这篇文章上，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有问孙师傅，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好像也是从事渔业的。她的妻子也姓孙，帮我回忆起，去年那几个日本学者过来走访赫哲族定居点的情况——他们沿着黑龙江上游一直走到和乌苏里江的合流处。他们还建议我，如果夏天来的话，也能把这些地方走一下，能看到江水的不同颜色，我后来觉得，这可能是黑龙江最早被称作“混同江”的原因。

我看已经天晚，我是7：30到的这里，现在已经将近9点，我提出要找一间住处，孙师傅本想提议我住他家，后来觉得乡上有小旅馆，或者条件比家里好，就介绍我去旅馆。衣服就先留在他家，他带我去住宿。夜里的街道空无一人，我问他这里离松花江有多远，他说很近，我没有概念，第二天早上我会验证他的话。

我没吃过晚饭，其实从早饭之后，我就没吃了，问了一下这里晚上有没有小杂货铺开着，敲了几家的门，都没开。我想，应该是太晚了。街上的道路都是泥土，堆在路边，孙师傅解释说是因为在修路——准备铺设下水管，这让我隐隐感到现代化的进程——好在，入夜气温下降，基本都冻上了，泥土不会沾在脚上。终于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小店，我去买了两个面包和一根俄罗斯风味烤肠——回去一看，居然是“雨润”的牌子。孙师傅带我去了效旅馆，一排屋子隔成小间都有两张床，和房主打了个招呼，我就住下了，房费明天结算。孙师傅就回去了。

我去院子里望了一下，天上星辰壮观，是我平时看到的多好几倍，而且又大又亮。通往松花江的一面黑漆漆的，我打算明早去探险。我的房间门口挂着小牌子：工程筹备指挥。看得出来，这平时可能是给做工程的人长期包住的。现在，这成了一个人类学家要度过一个晚上的地方了，我给自己烧了壶水，一边啃香肠，一边吃面包。好几年前，我甚至都没看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现在我正在这里，躺在一张床上，时不时用手摸摸不太热的暖气管子。

在我本科毕业的那年，我专门买了一本小本子，在上面抄下了中国所有的民族自治县（因为数目已经不少了）。当时的我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把那些地方都走一遍，其实，就连我是不是能继续从事人类学，也心里没底。我只是很向往那些地方，我朴素地觉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应该把那些地方都走一遍，亲眼看一看那些人们。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所能做的，只是把那些名称先抄写一遍。这本本子，我一直带在身边。好多年过去了，离十年还差好几年呢，我住在一个赫哲族乡的小旅馆里。去年我住在凉山、木里、江孜，前年住在威宁石门坎、三都、和田、禾木。

之前一天，我刚从嫩江上游的鄂伦春自治县出来。虽然这些年里，好几次都差点走不下去了，虽然，我离走完这本本子上的所有地方，还差了很大很大一截，但我依然在走，把这次旅行算上，第一圈就真的算走完了。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我遇到一个赫哲族的本山大叔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早晚的景观绝对不能相比，户外一看，都是白色一片，但有些化了的雪和泥土沾在一起。我出门，去昨晚关门的小餐馆吃早点，一份豆浆两个胡萝卜肉包。其他顾客都走了，刚听老板娘和他们寒暄的时候说话，同样是浓郁的东北口音，到结帐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您是赫哲族吗？”老板娘有些诧异地回答：“是”，没抬头。

虽然我已经充分意识到“（唯一区分民族的）文化是环境适应的结果”——这是我在《四夷居中国》里提出的核心概念——赫哲与其他人群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尤其是当他们不再继续传统的渔猎经济之后，但是这一口浓浓的东北话还是把我的小小的妄想给吹灭了。

从小店出来，街上已经有不少人了，我看清道路两旁堆起老高的土，路旁两列路灯，打扮成西南地区穿筒裙妇女的造型，色彩斑斓。我沿着旅馆边的小路，走了50米左右，出现下坡，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雪，我知道到了江边。兴奋地走上堤岸，几十条横七竖八地躺在江岸上，反正边上是雪，江面都结了冰，不怕船漂走。船上没有马达，就一个空壳子，估计是冬歇的时候把马达都拖回家去了。我在船壳子上跳上跳下，一个人玩得挺高兴。远远看到对面有座低山，山尖有个亭子，隐约还有一座吊桥，这可能就是昨天孙师傅和我介绍过的“街津口一景”，我素喜爬山，那就去看看。沿着江岸过去，好几个人在江边堤岸上铲脱完粒的玉米芯子，他们好奇地看看我，我想，可能是我怕冷，把围巾扎在脑袋上的奇装异服吧。

山不高，不超过10分钟就已经登顶，山上有个哨站，有一架风车——俄罗斯风格的——没人值守。眺望江边，除了白色，什么都看不见，就算告诉我哪个方向是俄罗斯，我也没概念，应是松花江水实在太宽。看山这边，街津口的小定居点就在山谷里，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水流入江的天然小港湾，在河湾的小片滩地上，就有了这么个小渔乡，可能在日本人的迁移聚居行动之后，就都像这样分布在河湾处了。

从山顶上下来，走过吊桥，远远看到江上有两个黑点，定睛一看是有人在江面起网，我掏出相机捕捉，等刚聚焦到黑影，却看到镜头里人影越来越多，数了竟有五个，好像围在一起看什么。我也着急下山，赶去围观。下山的路上，我选择了一条没有脚印的近道，很陡，雪很深，几乎滑下去了。在江面的冰山踉踉跄跄走了几分钟，来到那些人聚集的地方。确实有人在收网，雪地上有一条黄色的鲶鱼，有人在轻轻踢鱼，鲶鱼一卷一卷的。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凑了上去。我要搞清是谁在抓鱼。

冰上有一个窟窿，一个老人在放网下去，边上放着手套、冰锥、树杈、捞网，边上的人都在看着，看来鱼是老人抓的。老人放了一张网下去，又往边上走，我才注意到这边上的窟窿不止一个，他在每个窟窿里插了一根木桩，冰冻住了以后，木桩就留在冰面上，远远看去也能发现。我看了几分钟，心里盘算，该怎么和他搭话呢。边上的人看看我，没主动理我。老人又去其他洞里收网，没有鱼，又把网罟再放下去。看的人没见他再捉到鱼，就渐渐散了，沿着足印，往岸边上走。江上只留下放网的老人，和另一个看客，还有我。

“鱼是冰窟窿里抓的吧”。我主动和另一个围观的人说话。

“对啊，是从‘冰眼子’里抓的”，他回答我。“哦，原来这是叫‘冰眼子’”，我心想。

“就抓到了这一条？”我又问。

“对，就这一条。你是哪里来的？”检查网子回来的老人过来，把话接了过去。看来，他不想让别人代言他的捕鱼事业。

“我是上海来的，来你们这儿买鱼皮衣。我是博物馆里的。”

老人没再接下，和那人开始说话，“电视上，有个老农问一群大学生，一头牛有几只jiao。有人说两个，有人说六个，有人说四个。”我一边听，一边琢磨这个赵本山风格的脑筋急转弯。

“一个专家说，十个，”他说。我正在想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在他自己揭晓了谜底。“老农说，18个。一条腿有两瓣脚趾，上边还有两个小疙瘩。16个蹄子，再加2个牛角。专家说，我都没见过牛，都不知道它腿上还有两个小疙瘩。”

“哈哈！”他和另外那个听笑话的人都笑起来了。我对东北人热爱“脑筋急转弯”的程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不过，当我还在琢磨怎么会冒出这么个题目时，他把话头抛给了我：“你买的是谁家的？”

“孙XX做的。”我答道。

“哦，是他啊，他会做。他卖你们多少钱？”

对于如此直接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这里的“行规”，会不会让人引来“嫉妒”？当地有没有听者有份的规矩？我如实回答，会不会给孙师傅带来麻烦，或造成“损失”？

“6-7千吧。”我估摸着往少里说了点。“是买贵了吗？”我试探地问。

“哦，那玩意。我说吧，给我，我是一分钱都不会出。”大爷顿了顿，让我不知接话，好在他自己有接了下去，“可你们是博物馆要买，多少钱都要出。”

我松了口气，看来他不是针对我或者别人。

“我以前在同江市的教育/文化科【我没听明白】工作”，大爷顾自说了下去，“专门带人做义务教育识字率的工作，乡里面走的时候，都没有人看重这些东西。没人穿这些，都要穿布的，棉的衣服，后来搞文化建设了以后，才有人要这些东西。他们又开始做这些了。”

原来大爷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在追求“现代化”这条路上，和鱼皮衣制作者确实走的是两条路线。

“你在上海的博物馆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大爷话锋一转。

“三、四千吧”，我也不知是该说多还是说少，就照实说吧。

“那不多啊，在上海生活不太宽裕啊！”

“嗯，像我这样不要租房的还好一点。”我只能这么说了，我不能解释我还有点其他收入，这说起来太麻烦了。

“你们上海台的节目我经常看，你怎么不上《百里挑一》！”

“擦！”我心想，原来大爷是看了这蛋疼的节目，不然怎么如此关心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节目里渲染的虚假繁荣，让人们对上海已经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想象了。

“我还不用上这节目，”我只好企图蒙混过去，回到我感兴趣的话题上。“您也是这边的赫哲族吧！您贵姓。”

“我姓尤”，说着在冰上比划了这个字，因为我问了一下是不是“游泳”的“游”。“我们赫哲族姓尤的多”，停了停，“还有姓孙的”，他补充了一下。

“我以前当兵，在长春那边，”他终于又回到正题上了，没再问我和《百里挑一》的关系了。“后来复原，就在同江工作。”哪一年在哪里干了点什么他都和我聊起，要不是我当天就要离开，真想请他给我好好唠一下。后来我想，对于我这样不爱和人搭讪的人，东北人这样天生的口述史天才，真是我最好的报道人。如果有机会做一个长期的田野调查，我还选择这里。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城里做公务员，二女儿在学校当老师，但好像是做行政方面的，第三个是小子，自己开饭店做生意。他说，4月末5月初开春了以后，游客就多了，来这里吃饭、吃鱼的就多起来了，到夏天生意最好，都来这里吃鱼，看抓鱼。我来的时候不好，不然就能100块钱租条船，带我上三江口，俄罗斯那边转一圈了。还还指导我说，现在这季节博物馆都关着，要等两个月后，游客来了才开；要回市里的路上，可以去三江口那边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值班的人在。

“我们赫哲族没有几个活过八十的”，我帮他重新下网，收好网线的时候，他突然感慨地说，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讲。

他说：“我们这里江边打渔的，一年除了冰冻的时候，也就半年，现在还有禁渔，以前没有的时候，到了捕鱼季节，就两口子住在一条船上，在江上打渔。有的时候，到夜里也不会来，就睡在船上，盖点东西，那时年轻，不觉得，一年一年都那样，身体就不好了，到老了才觉得。”

我不知怎么说，只说让他注意身体。他刨开雪，把冰锥、木叉都埋在雪下，用脚把雪堆在上面。我问他为什么样这样，他说怕小孩子拿走。

“我还有条鱼，回去做汤！”（听不出是满意，还是失望）他说着捡起地上的鱼，装进袋子里，扎个口，拿起手套，把袋子背在肩上。叫我跟他一块上岸去。“再过半个多月，冰化了以后，船队就开始捕鱼了。”“那些鱼最远买到佳木斯那些地方，”他告诉我，“现在北京好些地方开吃鱼的馆子，也学赫哲族吃鱼”。

“有这边的好吃吗？”我有点奉承地问。

“他们那边毕竟调料多，我们这里没有，只能炖着吃”，他诚实地说。

我边走边问他，什么时候再来看网，他说搁上一天，明天早上再来看。我明白打“冰眼子”就和设陷阱一样，不用守着，也挺方便。我们在岸边的船壳上又坐了一会，还有刚才一个看热闹的人，他和老人很熟络，给我烟，我说我不抽。加上刚才冰面上猜脑筋急转弯，我一早上已经和他第二次见面，也不陌生了。他告诉我，他姓周，是在这边种地的，不是本地人。我想起昨天孙师傅说的，这里是渔业村，虽然村民都有地，但包给外面的人来种，显然他就是其中一个受雇种地的。我问了这里主要的作物是不是玉米，他说，玉米和大豆都不多，这几年最多的其实是大米。我一想，对啊，我怎么把如此有名的“东北大米”给忘了呢。他还跟我详细介绍了用玉米酿酒的方法。

不过，没几句话，他就和老人开起了玩笑，一句有点性意味的玩笑把他们都逗乐了。老人又说起了《百里挑一》和《非诚勿扰》，另一个便开玩笑说，老人也想上节目了，想要再找一个年轻姑娘。老人说对方才想，结果我们都笑起来了。

我的梦想还在继续

手机差不多和笑声同时响起，昨天送我过来的司机之前接了我的电话说，已经出城准备来接我。我不得不结束这段令人愉快的对话。我头一次感到和人聊天如此轻松自然，就连我刚才凭借回忆，记录两周前的这次对话时，都显得记忆犹新，下笔一气呵成。

我回到小旅店，取了行李，又到孙师傅的店里拿好我的鱼皮衣，和他们再稍稍聊了一会。他们正在收拾“鱼皮工艺品小店”，可能是春季来临，他们也要为新一年的旅游季节作好准备了。

我小坐了一会，司机到了村口，孙师傅说，“顺便把你婶儿也捎到城里去吧。”于是，孙婶也随我坐车前往她在同江的女儿家了。今天送我的司机是昨天王师傅的舅，这位姓顾的舅舅比他的外甥还小一岁，不知是不是他的妻舅，因为不熟悉，我也没有细问。我开玩笑说，顾姓主要都在江南，在这边少见，他也同意。又聊了一下，他还说起同江的居民不少都在俄罗斯种地，一年收入有300-400万，主要都是种菜。不过风险也大，一年赚了，第二年可能血本无归。只是，我一时无法就这个问题继续深入。

带我游转了一圈“同（江）三（亚）公路”零起点纪念碑和三江口后，他把我送到车站。为了找他给我推荐的餐馆，我扭头看路边小店时没有注意，脑袋一头撞上电线杆子，一周后还有余痛。

不管怎样，我终于把“巨款”变成了一套鱼皮衣，带着这包不断散发着咸鱼味的鱼皮衣，又赶了一宿通宵火车，从佳木斯回到哈尔滨。在长春受友人款待后，又经沈阳返回关内，这一次，我仔细评估了辽西走廊最狭处的宽度。

把东北地区走了一遍，离我许多年前走遍中国所有民族自治县的愿望还差很远，但至少除了两个岛屿之外的每个省全走遍了（严格说，我没到过天津），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回来之后，我又查了雅库特人和埃文基人在俄罗斯的分布，心中关于东北亚人群的互动网络渐渐清晰，再过两年，我希望我的脚步能继续向北，继续走访民族自治县。或许，那时我还能有时间，在一个像街津口一样的地方，好好进行一次完整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