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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辈的纠结
  
   王明珂先生今日已是国内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者,盛名跨越海峡两岸。他有关中国民族史的一系列著作颇受学界内外好评,或许是他所接受的海外人类学训练,使他 能轻车驾熟地将“族群理论”、“历史记忆”这些观念工具引入传统民族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片独特的天地,以《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 兄弟民族》等一批作品为人所瞩目。但这些专著或者侧重某一主题,或者偏向特定的民族,让我们难以完整把握王明珂先生的研究理路,不过,收集了王先生多年来 散见各类报纸刊物回忆、评论的文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而今问世,为我们全面梳理、解读作者的创作心路提供了可能。
  
   王明珂祖籍武汉,父亲从戎,为黄埔军人,曾于孙立人将军麾下参与滇缅作战,后遂赴台,在台湾眷村中生下作者。而书中所指的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狭义上 讲便指他父亲王光辉和新一军参与的缅甸作战,而广义上讲,则是涵盖了他的父辈们所参与的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冷战”在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席卷整个 中国的战争。这一切又反过来投射到他父亲这代人的人生经历上———年青时心怀民族,暮年时对民族情感的召唤却渐渐失去了方向———构成了他的父辈绵延终生 的“心灵战争”。
  
   在前半段心灵战争中,绝大部分国人都如“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导者傅斯年等人主要关怀的是整体中国民族问题”,王明珂在书中提到,傅斯年在给朱家骅、杭立武 的信中称:“此地(云南)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傅斯年并非“大汉 族主义者”,只是战争年代,危亡关头使其迫切希望众人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王明珂还提到,这种观念认同使傅斯年对“吴文藻、费孝通在云南进行的 边疆民族研究十分反感”,因为傅认为,他们对当地细致的民族调查会导致“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人生气,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 识,此何为者哉!”于是,傅斯年的侄子在一篇文章中言及,“是欲将吴文藻调离云南大学,以禁止吴与其弟子费孝通所从事的边疆民族研究”。
  
   相同的阻力也发生在倡导“古史辩”的顾颉刚身上,所幸的是,政治并未干涉学术,傅斯年没有插手吴、费等人的民族研究工作,其位于昆明呈贡“魁阁”的工作站在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不过,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并未就此终结,而是继续影响了吴文藻师徒留在大陆,而傅斯年赴台后则负责史语所,担任台大校长的人生走势。有趣的是,傅斯年所主 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并没有随其远行,反而深深扎根到后来国家建设的观念当中。尽管“新中国”在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积极力行的“社会主义民 族识别”工作中,区分了多数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但“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成为每个中国人共有的观念。
  
   然而,或许会让傅斯年深深失望的是,他的学术衣钵传承人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心灵战争中,却渐渐陷入了困惑,“谁是‘炎黄子孙’?”———王明珂在另一篇文章的开头中写道。
  
   “解构主义”与当代族群之困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变迁的时代,1974年,20出头的王明珂进入台湾师大读书。而在此5年之前的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特 写作了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事实上,各种“族群理论”在整个19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与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世界范围内前殖 民地的大规模解体,民族-国家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要为这些新生的族群力量找到精神力量的支柱,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解构原先将各民族群体 统合到庞大殖民帝国的联系,并在情感上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于是,无论本尼克特·安德森和厄内斯特·盖尔纳等人提出了“想象论”,再或者“根基 论”和“工具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族群权利的获得,解构以往“现代主义”打造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联系,建立一种新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的 族群权利认同。
  
   与之相伴的则是“历史记忆”观念的推波助澜,以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者们本着还原历史本身的目的开始了“历史记忆”的探索, 这些研究的理路一如其中诸如霍布斯·鲍姆编撰之《传统的发明》、彼得·伯克之《制造路易十四》等主将的代表作名称所言,无论是公认的传统,还是伟人的事 迹,都是后人逐渐建构、编织、堆积而“发明”、“制造”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亦然。
  
   王明珂用自己听过的一位人类学者在阿富汗游牧社会研究中的经验为“历史记忆”概念写了一个翔实的注脚,故事提到,一个游牧部落由于阿富汗战争游牧到其他地 区,为另一部落接纳共享其草场。“战争结束后,这位人类者重访故地,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该部落。在宾主欢聚宴饮之际,主人提及本部落的祖先历史。这位学者 发现,原来他已知的该部落始祖,现在有了一个哥哥,也就是目前与该部落共享草场的另一部落的祖先。同时故事中出现了这两位兄弟的父亲,两个部落的共同始 祖。这位人类学者问道,为何以前没听他们提及这位祖先。他们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过去没有必要提起这祖先,或说是现在想起来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记忆”本身的多元性,人们可以根据现实情境重新建构记忆的内容,两个版本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真实”的,新版故事 貌似编造,其实用隐喻的形式为两个部落当下的联合提出了合法性。然而,“历史记忆”研究本身存在另一个反向的路径———人们同样可以用其消解任何建立在 “共同起源神话”基础上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
  
   浸淫于这样的学术脉络与时代背景,王明珂不得不面对一个与其父所处截然不同的认知鸿沟:“台湾目前最强势的一种历史记忆便是:台湾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三 百年前闽粤移民随郑成功来台,他们是闽南人、客家人的祖先,六十年前又有一批大陆军民随蒋介石来台,他们是外省人的祖先。相信这样的历史,所以台外的社会 现实便是:人分为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是被征服者,外省人是新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才是真正的台湾人”———傅斯年泉下有知,是否会有几分落寞?
  
   矛盾的学术
  
   作为史语所的学术继承人,发掘中华民族之根源是王明珂根本的学术追求,这体现在其同事们至今对殷墟甲骨文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整理出版当中,也体现在王 先生本人对上迄“甲骨”时代便已出现的“羌人”的探究上,然而,他的另一些同事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等文章回应了“历史 记忆”对“国族”观念的解构之潮。
  
   1994年以后,王明珂开始前往川西等地的羌寨开始田野调查,他转述了20世纪4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考察羌族语言的学者闻宥的感叹,“像羌这样一个古老的 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迁徙、混合竟然在此还有孑遗,而世人居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然而,正如他在《寻羌》一书中所作的尝试一样,王明珂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是“在北川地区,由于过去‘一截骂一截’,20世纪50年代只有最西北角,上游已无其他村寨的人可骂的青片河上游‘上五寨’,部分人无奈地成为藏族或羌 族。”
  
   当装备着“族群理论”和“历史记忆”观念之类“后现代”解构武器的王明珂,遇到了按现代主义国家观念建构的当代民族,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悖论:他所具备 的理论工具在解构“当代原始人”幻象———即羌族并非一个逾千年未变的“纯粹民族”,而只是当下“一截骂一截”的产物———的同时,事实上,并不具备重建 另一套族群合法性替代叙述的可能(即如其在《寻羌》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羌,无处可寻;但又无法解释当地人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虽然“历 史记忆”观念可以消解当代台湾族群认同的主体性冲突,但与之伴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无助于当代中国的族群认同。
  
   因此,当我们借助王明珂的思路“从历史记忆角度,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了解,来探索、解读历史叙事中暗藏的‘密码’,借此体会及谅解人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或他 人是黄帝、蚩尤、盘瓠子孙,或宣称自身是檀君子孙而非箕子之后”时,既要认识到这消解历史权威的过程,能帮我们了解这其实是人们对当下选择的隐喻表述;也 要意识到,这一解构的尝试无法替代对“历史”本身的建设,以及其背后可能的“历史虚无主义”!
  
   不过,对于有志重建民族史的人们,并不至因此泄气,在通过《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一书的梳理后,可以了解,海峡两岸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对民族历史、当 代民族的观念时代转换,以及学者对此纠结的“心灵”战争和种种战况。毕竟,解构之后,才意味着真正的建设。而装备了更新的人类学理论武器的研究者们,正整 装待发,准备将平静赋予这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日期:[2013年1月27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1/27/content_1800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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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

张经纬

37篇文章 8年前更新

简介:张经纬(1982~),人类学者,上海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人类学、民族史、当代民族问题,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新社会趋势。译有《石器时代经济学》、《伊隆戈人的猎头》、《远逝的天堂》、《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等多部人类学作品。文字散见于《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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