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首个由七位美国学者所组成的小组进入中国开展长期学习和研究。……他们不仅仅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也被允许在乡村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学者们兴奋地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但这种兴奋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数十年封闭隔离之后的突然开放，加上中国行政部门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预测，促成了这种以随机和偶然为特征，而非以仔细规划为特征的研究风格的发展。”这就是近日出版《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田野调查》)一书的编者曹诗弟和玛丽亚·海默对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研究局限的看法。
　　
       我们该如何研究中国，尤其是变迁中须臾不同的中国？是给无论海外，还是本土研究者们提出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同到来的诸多新的现象，让贸贸然进入村落或社区的研究者大呼不解，惊诧地发现，柏油路、瓷砖楼房替代了以往的泥墙茅屋，村庙的菩萨也住起了新房，新的开发政策和新的话语，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过，每一个热爱中国，潜心研究的人们应该知道，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发生了变迁。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以《写文化》为代表的系列反思之作，已将田野调查遭遇的这些现代主义之“后”的问题列上了讨论议程，并试图解决田野中遇到“后现代”困境。学者们纷纷从最基础的方面提出了应对方案，“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还运用了可以习得并熟能生巧的技能，”三位人类学家在《如何做田野笔记》(以下简称《田野笔记》)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前提和程序进行了归纳，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身边来了一群充满不满情绪的农民；不一会儿，我们甚至就无法听懂他们谈话中的哪怕是一个词了……当小王把主要短语翻译成普通话之后，我意识到小王不但把当地方言翻译成了标准的中文，而且他还把百姓语言翻译成了干部语言。”田野调查带给中国还是外国研究者的第一道难题，毫无疑问就是语言，而如果我们将语言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后，其中转换过的内容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给田野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阐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信息，我们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甚至全知视角，来呈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视角，掌握应有的记录方法，就不会向一个“年轻”农民问出“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你的祖国和人民负起责任？”这样的问题了。这位田野记录者或许会为他/她的调查对象，提出一个更合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田野笔记的撰写就是研究者将所见所闻写下来的过程，那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而对于一个与研究对象相处不多的国外或国内研究者，更变得“只是将观察到的事实照搬进笔记。”欧博文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充满了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是访谈对象乐于端给我们的。”田野对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倾向于把每一位外来的研究者都判别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社会提供“资源”的潜在对象，于是在研究者看来，访谈对象乐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唯独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对于熟练的研究者来说，任何信息都不是无“意义的”，为了发现这些意义，我们不但要记下所见所闻，还要通过笔记“呈现场景”。
　　
       因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其背后的“剧本”，为我们写作这些剧本的，就是文化。为了呈现这些文化剧本，研究者需要把观察到的“基本场景、背景、物品、人物和行动”细节一一描绘出来。通过这种描写既能帮助观察者了解一个貌似“本不应该”行为的含义，又能通过借助这个场景了解社会行为的逻辑。于是，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的“场景描写”，能帮助研究者了解一个山东农村“十星家庭”的话题：这些“星”跟正在拟定的村庄章程有关，而家庭会因为完成各项任务而获得“星”，比如交税、守法……不让猪跑到别人的地里、孝敬老人等。有了这个场景，我们或许就能理解访谈对象所说的：“年轻姑娘不愿嫁到少于八星的家庭去；干部家庭如果低于八星或九星，就有可能失去位子……”这些谈话的实际意义了。正是这些描写，将费解的“星星”(符号)与婚姻关系、村落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人误解了人类学研究的本意，我们的研究本身不为理论对话，也不为结构理论，而在于“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这也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践前提———只有揭示他者行为的意义，沟通才成为可能。《田野笔记》的作者指出了调查的关键在于“以敏锐的笔触将当地人眼中事物的含义记录下来，然后让那些对这一特定社会生活环境并无了解到广大读者知晓和理解当地人的意义世界。”
　　
       《田野调查》的一位作者跟踪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公安部门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合作项目。他转述了对一位被拐妇女的访谈，“她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想带我离开这里。这里比我老家好多了。我可以吃足够的粮食，还不用下地干活，只照顾家里就行了”。这显然与研究者的经验和知识不符，研究者认为“她是被非法卖到这里的，应该被解救，但从她的经验来看，是不是‘非法’拐卖并不重要，她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因此拒绝别人的解救。”尽管这位妇女的生活依然穷困，“但她的理解是只有这种选择才对她更有利。”同时，研究者也从被拐妇女家乡山区的经验获知，“她们在家乡不仅要做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地干活，等于双份工。”
　　
       研究者并不是为犯罪辩护，却一再提醒我们“局内人”对意义的不同理解。研究者再次援引那位被拐妇女的视角，“原来在老家时，有电灯但没电视……现在家里有电视，”尽管接收质量不好。研究者与“局内人”在谈话中都谈到了电视(这是了解“拐卖”妇女现象的主要渠道)，但“限于受教育年限或文化水平”，影响了双方对“打拐”或“防拐”观点的形成，也决定了对沟通和认识上的差异。
　　
       研究日益变迁的中国，与变迁中的世界并无差别，追求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挥舞着发展的旗帜迎面而来，试图迅速改变传统社会多少带有“前现代”气质的文化，可是，这种发展观念，难免用消费主义的大商场、一元现代主义的压路机，将农村或乡土社会变成发展的对立面，忽视了乡土中国本身在现代化面前的能动性以及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连续性。这种状况让我们用田野调查，用民族志文本揭示当地人眼中的意义世界，也让我们更坚定地站在“被发展者”的一边，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帮助他们成为现代性的主体。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丹]玛丽亚·海默 著，于忠江、赵晗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

本文载于《南方都市报》2012-08-12，GB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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